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有史以来头一次，有只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
《好兆头》
在尼尔·盖曼和特里·普拉切特合著的小说《好兆头》的最后一章里，末日之战结束后，两位主角回到了丽兹大饭店共进午餐，在他们进餐的时候，有一只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
小说结尾的这一场景有何深意？这是困扰了读者们多年的一个谜。此外，这一段究竟出自谁手，也是读者们常常讨论的对象。《好兆头》起源于尼尔·盖曼的半则短篇；第一稿诞生于两位作者每天的几通电话：他们相互诵读自己当天所写的段落，对对方所写的部分进行过润色和脚注；等到了终稿诞生，在格兰茨出版社的地下室里，两位作者彼此祝贺对方写下了“绝妙的一句”，却又小心翼翼地回想这一句究竟诞生自谁的笔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艾格尼丝·风子和孩子们的部分多出于特里，而四骑士和所有有关蛆虫的部分源自尼尔。
今年5月，亚马逊投资的剧集《好兆头》上映，尼尔·盖曼在宣传剧集时接受了一些媒体采访。在The Verge的专访中，他谈到了这只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的夜莺：
书中“有史以来头一次有只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欢唱”这句是我写的，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点子：就一次，夜莺真的在伯克利广场歌唱了。整首歌的关键之处在于，就这一次，许多从未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而且歌中正好有一句‘天使们在丽兹酒店用餐’。
尼尔·盖曼
围绕着这只夜莺的作者是谁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而其中的含义，在被尼尔·盖曼点破之后也不难理解：伯克利广场位于伦敦中心，像夜莺这种喜欢乡野宁静的鸟是不会飞到市中心歌唱的，除非像书中一样，有奇迹发生。
Good Omen , Bad Omen
当然，从大面上讲，他是赞成末日之战的。如果有人问他，你这些世纪一直在人间敲敲打打缝缝补补是为了什么，那他会说，哦，是为了世界末日大决战和地狱最终的胜利。但努力工作引发战争，和战争最终爆发，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克鲁利早就知道自己会亲历世界末日，因为他是不朽的，所以没有其他选择。但他希望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后。因为克鲁利挺喜欢人类的。对恶魔来说，这是极大的堕落。哦，他一直努力让人们短暂的生命变得更加悲惨，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但克鲁利想出来的东西，还不够人类自己想出来的一半坏。
《好兆头》
《好兆头》（《Good Omens》）这部小说的前四分之一，可以看作是对1976年上映的恐怖电影《凶兆》（《The Omen》）的戏谑调侃。
《凶兆》讲述了一对新生孩子夭折的美国大使夫妇，在医院里领养了一个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的孤儿，随着这个孩子长大，在他的身边发生了许多不祥之事。有一天，一位神父找到大使，告诉他这个孩子是撒旦之子，是要毁灭世界的敌基督。一开始大使并不相信这一切，但是大使在和一位记者共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真相，最终大使为了消灭恶魔而丧命。
《好兆头》故事的开头，也是发生在一所医院里。长期在凡间生活的恶魔克鲁利接到上级的指派，带着刚出生的敌基督前往医院，准备在撒旦教修女的帮助下，将敌基督与在医院里出生的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孩子调包。之所以要废这样一番周折，是为了迎接末日之战的到来，敌基督既是地狱的终极武器，也是末日之战开始的标志。天堂和地狱都在等待他11岁生日那天获取自己的全部力量，以此为标志，末日之战将在凡间打响，而这个世界也将毁灭。
但因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事故，敌基督没有按计划成为美国大使馆官员之子，而是成为了当天同样在医院生产的普通人扬先生和扬夫人的孩子。对修道院里的事故丝毫不知情的克鲁利联系了同在凡间的天使亚茨拉菲尔，希望和他一起阻止终末之战发生——毕竟他们都不希望终末之战毁灭他们在凡间的生活。
就这样，克鲁利和亚茨拉菲尔结成了暂时的同盟关系，他们在暗中观察敌基督的一举一动，试图避免终末之战到来。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开始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孩子实在是“太普通了”。
在这个孩子11岁生日那天，克鲁利和亚茨拉菲尔发现一件绝不会送错的快递——地狱送给敌基督的一条地狱犬并未如期而至，这时他们意识到十一年前的计划出了岔子，他们观察了十一年的孩子并非敌基督。与此同时，在远离伦敦的一个小镇上，扬先生和扬夫人之子亚当·扬收获了自己的生日礼物：一条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混血狗，他给它起名叫“狗狗”。
身为敌基督而不知的亚当·杨在这一天收获了自己全部的力量，毁灭世界的齿轮转了起来，天堂和地狱的大军们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三天以后，这个世界将被毁灭。
与1976年上映的恐怖经典不同，《好兆头》是一部非常有幽默感的小说。两位作者通过对大家熟知的元素做颠覆和解构，营造出一种别样的幽默。
例如，在他们的笔下，天使和恶魔的形象和以往的作品里有了很大不同。小说中的天使和恶魔，无论是作恶或是行善，都不一定是出自其本意。对天使和恶魔而言，行善和作恶就像普通人完成工作一样，既是出于职业责任感，也是为了令上级满意，为了让彼此更轻松些，他们甚至达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按理说，他和克鲁利都不会选择对方做朋友。但他们都是世间之人——至少是人形生物，而且“协议”对双方有利。
《好兆头》
更何况，你会逐渐习惯六千年来始终相伴左右唯一一张熟面孔。
“协议”很简单，简单到不值得加引号。之所以加了，只是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实在太久。这是一种合理的协议，很多远离高层领导、独自工作在恶劣条件下的秘密干员，都会跟自己的对手达成同样的协议。他们会发现自己跟对手之间的共同点要多过那些遥远的盟友。这是一种不干涉对方某些活动的默契。以此保证谁都不能大获全胜，但谁也不会彻底失败；而且双方都可以向主子们展示自己在应付一位机智狡猾、消息灵通的对手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因此顺理成章的是，只要合情合理，他们就会替对方顶班。毕竟他们都有天使血统。如果一方要去中部城市赫尔办理一桩简单的诱惑工作，那么顺便在城里多走几步，捎带安排一次标准化短时神圣体验也很合理。反正这些事早晚要办，相互帮衬可以让双方有更多空闲时间，也节省开销。
亚茨拉菲尔偶尔会为此感到内疚，但和克鲁利一样，几千年来与人类朝夕相处，对他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只是方向有所不同。
另外，当权者们也不在乎干这些事的是谁，只要干了就行
这种通过颠覆传统形象并结合现实元素塑造出的幽默，在接下来的这个片段中更为突出：
“吾等齐聚于此。”哈斯塔意味深长地说，“必当细数今日恶行。”
《好兆头》
“对，恶行。”克鲁利说。他略显内疚，就像是个好几年没去过教堂的人，已经忘了该在什么时候站起来。 哈斯塔清清嗓子。
“我诱惑了一名牧师。”他说，“他走在街上时，看到一群漂亮女孩沐浴在阳光中，我把疑虑注入他的心灵。他本会成为一名圣人，但不出十年我们就能得到他。”
“干得好。”克鲁利帮衬道。
“我腐化了一名政客。”利古尔说，“我让他觉得收点小钱算不了什么。不出一年我们就会得到他。”
两位恶魔都期待地望向克鲁利。
他露出灿烂的微笑。
“你们肯定会喜欢这个。”他说。
他的笑容更加灿烂，也更加阴险。
“我在午餐时间，占用了伦敦市中心的每一部移动电话，长达四十五分钟之久。”他说。 四下夜阑人静，只有远方车辆驶过的声音偶尔传来。
“嗯？”过了一会儿，哈斯塔说，“然后呢？”
“听着，这可不简单。”克鲁利说。
“就这些？”利古尔说。
“你们看，人们……”
“这能帮我主争取到更多灵魂吗？”哈斯塔说。
克鲁利冷静下来。
怎么跟他们说呢？有两万人怒火冲天？你几乎可以听到气炸了肺的声音在城市间回荡？他们转回头把火撒在秘书、交管员之类的人身上，这些人又把火撒在别人身上？用尽各种报复性小手段，还全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这才叫绝呢。余波久久不止，后续影响难以估量。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蒙上了薄薄一层黯淡锈色，而你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用动。但这话没法讲给哈斯塔和利古尔之流的恶魔听。这帮家伙，14世纪的脑袋瓜。经年累月地对付一个灵魂。诚然，这也算门手艺，但如今你得转换思路。不用大，但要广。在这拥有五十亿人的世界上，不能再一粒一粒捡芝麻，你必须扩大影响。但像利古尔和哈斯塔这样的恶魔是不会理解的。比方说，他们绝对想不出威尔士语电视广播。或是增值税。或是曼彻斯特。
在书中还有无数类似的片段，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第四章·星期三”中发生在塔德菲尔德管理培训中心的情节，相信读到那里的读者都会会心一笑，《好兆头》中蕴含的英式幽默，也在这一片段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当然，对《凶兆》的戏谑调侃并不是这部小说的全部。敌基督的故事只是《好兆头》几条故事线的其中之一，在敌基督的故事以外，两位作家还为我们送上了一个女巫、两个猎巫人、三个傻瓜、四个骑士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原型来自于人们熟读的旧约圣经和启示录，来自于中世纪的女巫猎杀和上个世纪的各种阴谋论，如果你熟悉宗教故事和流行文化梗的话，你会收获比一般读者多几倍的乐趣。尼尔·盖曼在谈到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时说过，自己和特里·普拉切特只是为了写一本“让自己觉得有趣、令对方哈哈大笑的小说”，从结果来看，他们的创作非常成功。
镜像作家
同年春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常遇到的几个小孩跟我说了个低俗笑话。里面有脏话成分。我不认为强调那句脏话是刻意渲染；那不是什么特别好笑的笑话，但绝对很脏。隔天早上，我把笑话告诉学校里的几个同学，以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好笑──就算不好笑，也可以让他们觉得我世故老练。
尼尔·盖曼
有人当晚就把笑话讲给他的妈妈听。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因为我的笑话，他的父母要他转学。
他甚至没有来道别。
在短篇小说集《烟与镜》中，尼尔·盖曼提到，他曾经在朋友结婚时编了一则故事，打算送给朋友作为新婚礼物。但在编好故事后，他又觉得朋友大概更喜欢烤面包机，于是就把故事收了起来。直到出版这本小说集时，他才决定把这则故事收录在序里。
在序中藏一篇小说，这种行为的确是很有尼尔·盖曼的风格，而藏在序中的这篇《新婚礼物》，可能也是这部短篇集中最精彩的那篇。这就像他本人一样，总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为其他人带来惊喜。
正如他在1985年给特里·普拉切特带来惊喜那样。
尼尔·盖曼和特里·普拉切特的相识，始于1985年2月的一次采访。当时的尼尔·盖曼还是一位记者，他联系了刚刚出版了《碟形世界》的特里·普拉切特，希望能见面聊聊。特里·普拉切特彼时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作家，见到有记者主动来联系自己，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他们相约在伦敦的一个中餐馆见面，就这样，一段延续了三十年的友情开始了。
回忆起两人的第一次会面，特里·普拉切特还记得那时的尼尔·盖曼戴着一顶糟糕至极的灰色洪堡帽，面色苍白，就像是看了太多糟糕的电影一样。他们一起吃了午饭，聊了许多。后来那则访谈刊登在《太空之旅》杂志上，还附带了一张作家在“禁忌星球”书店流连忘返的照片。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相当合得来。或许是因为他们都能让对方发笑，也或许是他们对故事、对鲜为人知的趣事、对乏人问津的书店里的奇特旧书，乃至对世间万象光怪陆离的喜爱和赞叹。就这样，他们成为了彼此最要好的朋友。
一般来说，一对好友之间应该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尼尔·盖曼和特里·普拉切特就像是镜子里的镜像，看似相同，但又刚好相反。
特里·普拉切特是一位典型的英国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有着货真价实的幽默。但他的幽默不是什么充满爱和温情的笑话，而是有棱有角的讽刺。他过早的接触到了黑暗，因而满怀愤怒。他愤怒地讽刺一切丑恶、愚蠢和虚伪，他的讽刺对象是整个世界，无论是你生活的现实世界，还是那个奇幻的世界。但这不意味着他是愤世嫉俗的，虽然讽刺一切的作家大都是这样，但他却不是，在他的世界里，美好的一切依然美好，只不过丑陋的一切更加丑陋，丑陋到让人想发笑。
而尼尔·盖曼则大不相同，虽然他生于英国，但在他呆在美国的日子要比在英国的日子长不少，以至于不少人都以为他是一个美国人。此外，尼尔·盖曼不戴帽子（特里·普拉切特常戴一顶黑色的大牛仔帽），不拄手杖，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顶着一头卷发，穿着标志性的黑色夹克，就如他在《睡魔》里创作的那个有着星辰般双眼的忧郁男子一样。他的作品和特里·普拉切特笔下的作品一样幽默，但没有在幽默里藏着那么多的讽刺之刃，另一方面，和特里·普拉切特能写出老少皆宜的作品不同，尼尔·盖曼从不吝啬在作品里挥洒血浆，他的作品绝不适合读给小孩子当摇篮曲，拿来当成年人的睡前读物倒不错。
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
每部作品都有它的点睛之笔，或者说精神文本。在小说版《好兆头》中，它是《凶兆》。在剧集版《好兆头》中，它是那首《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
写剧本时，我大概花了四天时间去听各版本的《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Youtube和 Spotify 上有的版本我都听了。“我脑子里有个既定的版本，必须是晚餐钢琴开场，然后人声进来，直击你的心灵。
尼尔·盖曼
我听了一个版本接一个版本，但我想要的版本并不存在。于是我找到老朋友多莉·艾莫丝，对她说：“请你来趟剪辑室，我要给你看些东西。”我给她看了我们在做的部分和结尾，然后对她说，“那么，你愿意帮忙么？由晚餐钢琴开始，我们再加点弦乐，而人声我想让你来唱。”
《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其实是亚美尼亚作家麦克·阿伦（Michael Arlen ）所写的一部短篇小说的标题，这篇小说被收录在他的短篇小说集《这些迷人的人》（《These Charming People》）中。麦克·阿伦本名Dikran Kouyoumdjian，出生于保加利亚的一个亚美尼亚商人家庭。在他六岁那年，他和家人一起搬到了英国，后来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医学系。但是在爱丁堡的生活很难用有趣来形容，在他的半自传《The London Venture》里，我们能看到他对这段生活的回忆：
“我走在一条一眼便可望到尽头的路上。我在爱丁堡只呆了几个月，在那段日子里，我的收获是一些基础医学、形而上学、政治学、经济学、神理哲学，还有很多，很多的啤酒。一天夜里，我解决了最后一杯啤酒，又瞥见了自己的牛津梦。那天之后，我决定前往伦敦，去让自己的文学梦成真。”
《The London Venture》
在搬到伦敦一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的麦克·阿伦依然是保加利亚籍，但是由于不愿意为保加利亚军队服役，他的国籍不被当局认可；又由于保加利亚和德国同属同盟国，协约国一方的英国人对他也有所怀疑，不愿意给予他公民身份。不被祖国接受，又无法成为英国公民，这段时间他的处境异常艰难，但是在这段艰难岁月里，他得以于赫胥黎、D·H·劳伦斯、乔治·摩尔这些文学家和哲学家相识。
在1916年到1920年期间，他一直以自己的本名 Dikran Kouyoumdjian 进行创作。1920年开始，他将自己在作品中的署名改为“麦克·阿伦”，也是在同一年，他搬到了梅费尔区，这也正是《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这首歌中伯克利广场的所在地。由于麦克·艾伦的亚美尼亚血统，在他的身边一直有不少种族主义的流言蜚语，即使是在1922年，麦克·阿伦取得英国公民身份以后，围绕在他身边的歧视依然没有烟消云散。
或许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些经历，在麦克·阿伦的作品里你能体会到一种对世界的疏离。1923年，《这些迷人的人》出版，这部小说集可能不是麦克·阿伦最成功的作品，但是麦克·阿伦的写作风格在里面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部有些奇幻、恐怖元素短篇小说集里，他创作了15个在主旨上紧密相关的短篇故事，故事里的主角幻想破灭、愤世嫉俗却又风趣诙谐，麦克·阿伦疏离于这个世界，对世界的反抗就通过作品中的这些诙谐讽刺的轻描淡写，而这也最终成为了麦克·阿伦作品的标志。
时间来到1939年，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欧洲大陆上，在法国勒拉旺杜，一对词曲搭档：埃里克·马斯维茨和曼宁·舍温，正苦于新歌曲创作的进度缓慢。一天，词作者马斯维茨瞥见了一篇名为《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的小说，小说中展现的二十年代伦敦风情让马斯维茨有了创作的灵感。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马斯维茨和曼宁创作出了这首歌。
《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勒拉旺杜这个小渔村的酒吧里。曼宁和马斯维茨在另一位萨克斯手的伴奏下表演了这首歌。但是这次演出并没有给在场的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40年4月，二战爆发半年后，由埃里克·马斯维茨率领的“新面孔”歌剧团，在伦敦喜剧院首次公开表演了这首歌，当时的演唱者是朱迪·坎贝尔，这首歌一炮而红。同年十月，这首歌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由格伦·米勒在纽约录制，在雷·艾伯尔献唱的版本中，格伦·米勒在开场添加了一段模仿夜莺鸣叫的单簧管。之后的近八十年时间里，这首歌被不断翻唱，成为了流传最广的爵士曲目之一。
八十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三十年也不逞多让。
《好兆头》成书于1990年，到2019年电视剧版上映，中间过去了近三十年时间。在这三十年里发生了许多事：尼尔·盖曼写了数部长篇、数部短篇，甚至还有几部童话，现在他已经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特里·普拉切特则受到阿尔兹海默症困扰，在患病期间思考了生与死的诸多问题，他拍摄了一部有关安乐死的纪录片，或许你就曾经看过，在2015年，他离开了这个被他讽刺又深爱着的世界。
和原作相比，剧集版《好兆头》改动颇多，小说中，恶魔克鲁利和天使亚茨拉菲尔的戏份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在亚当·扬和猎巫人登场以后，对天使和恶魔这对搭档的着墨就少了许多。而在剧集版里，克鲁利和亚茨拉菲尔是毫无疑问的主角，原作是一部有关末世和成长的故事，剧集版则变成了一部有关一对好友友情的故事。在接受The Verge采访的时候，作为本剧编剧的尼尔·盖曼也承认了这一点：
The Verge：如今看来，从书到剧集最大的改编是剧集变成了一对好友的故事。
The Verge
尼尔·盖曼：确实如此。如果你在我准备动笔写剧本时跟我说这个，我一定会惊讶的。但当我开始写时，便意识到《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是最适合剧集的结尾，比书里那个结尾更合适。
实际上，在剧本筹划之初，曾有一段难产期，尼尔·盖曼在360页的书上每60页贴一张便签纸，希望能把全书的剧情浓缩在六集之中，但是创作出的剧本并不能让自己满意。后来，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特里·普拉切特的信，信中说了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但在寄出这封信后不久，特里·普拉切特就因病离世了。在尼尔·盖曼的自述中，《好兆头》剧本的成形，正是在他参加完好友的葬礼之后。或许正是好友的信以及离世带给他的触动，催生了现在的这部剧本，就像马斯维茨创作出《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那样。
最后，用多莉·艾莫丝版《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为这篇文章结尾吧。就如歌中唱的那样，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愿奇迹发生。
愿在天国的特里·普拉切特老爷子能听见这首歌。
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eley Square
翻译：Luinrandr
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
That certain night, the night we met
There was magic abroad in the air
There were angels dining at the Ritz
And 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ley Square
就是那晚，我们相识的那晚
空气里充盈着魔法气息
天使们在丽兹酒店用餐
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
I may be right, I may be wrong
But I’m perfectly willing to swear
That when you turn’d and smiled at me
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ley Square
我也许对，我也许错
但我心甘情愿地发誓
当你转身，向我微笑时
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
The moon that lingered over London town
Poor puzzled moon, he wore a frown
How could he know we two were so in love
The whole darn world seemed upside down
月亮在伦敦城上空徘徊
可怜的月亮，紧皱着眉头
他又怎知晓我们如此深爱
整个该死的世界都因之颠倒
The streets of town were paved with stars
It was such a romantic affair
And as we kissed and said goodnight
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ley Square
城中街道被繁星装点
此情此景如此浪漫
当我们吻别，互道晚安
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